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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恩难忘******

　　刘末利

　　1960年，对于当下，已是十分遥远。对于我，那时从学校毕业，加入中新社大家庭的情景，还是如此清晰在目。那时的我，即使与同时进中新社的同学相比，也显得非常稚嫩。我的第一个工作岗位是在专稿部通讯组。资深同事们对我关爱有加，社领导、部门领导对我的点滴表现，都给予鼓励、赞许。

　　记得1961年的春天，我奉命出差，地点是天津市区。组内资深记者张益常陪我同行，她侧重采访天津郊区。这样的安排体现了良苦用心。当时兼部主任的副社长王纪元说过：“要是刘末利一个人出门，还分不清东南西北呢。”

　　几十年来，这个“评语”一直牢记在心。1963年初，我奉调至上海记者站。第二年的春天，浙江省侨务工作会议在杭州召开。总社指定我前往采访是次会议。第一次采访大型会议，我毫无把握。到了杭州，得知张帆社长也将应邀赴会，更使我忐忑不安，心想千万不能在社领导面前“出洋相”。张帆社长抵达杭州后，抽空了解了我的采访计划。他当即给我出题目，约请与会的杭州、宁波、温州等市侨务部门负责人座谈，他也参加。社长手把手的指导，真是十分难得的学习机会。一切安排妥当，座谈就在晚上。趁那天下午休会，常驻杭州的摄影记者沈鸣陪张帆社长游虎跑，我也随行。我们在虎跑山上喝茶、聊天。后又驱车前往梅家坞，品尝龙井新茶。我倒是先把握了这个“机会”，享受龙井的美妙，一杯接一杯，忘乎所以。返程途中，自我感觉不妙——晕车了。回到宾馆，免去晚饭还不行。待到座谈会即将开始，与会者陆续到达。我却因胃里“翻江倒海”，忍不住奔进卫生间一阵呕吐。多少年来，无论我怎样努力，也想不起那次座谈的主题以及写稿过程，永远记得的是张帆社长曾经说过：“你这种身体，怎么当记者呀！”

　　这个“洋相”出得够可以的了。晕车固然是因为“内耳前庭平衡感受器受运动刺激而影响神经中枢的症状”，算不上疾病，但对一个记者确实很麻烦。“杭州事件”使我明白必须与那个平衡感受器“对着干”。后来，我因采访而海、陆、空都“晕”过了。印象最深的是上世纪80年代前期，上海决定恢复经过台湾海峡的上海至福州航班，我参加首航采访。事先我一心要在船上“现场采访”。没料到船刚出吴淞口，我就晕得躺倒了。眼看完成任务有难，幸好一位同行大力支持。他根据我的要求在旅客中物色采访对象，再陪着我前去。我就在“采访—躺下—再采访—再躺下”的节奏中完成“首航”。

　　岁月流逝。时至上世纪70年代末，终于盼来中新社恢复建制。我从上海某出版社回归中新社。1979年初，上海分社“开张”，包括分社负责人，人员只有七八个，我包揽了上海全部的经济报道工作。那时国家进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新时期。上海曾经是远东经济发达的大城市，又是全国工业基地；在执行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对外开放的方针中，自有许多符合经济规律的创新之举。何况还有引进30万吨乙烯工程的上海石油化工总厂、以进口矿砂为原料的宝山钢铁总厂正在加紧建设。在这样的背景下，上海分社的经济报道应该做得有声有色，实际上却是将近3年没有达到总社的要求。上海分社“经济报道没做好”，使我承受巨大压力。我感到迷惘，无所适从。某年，总编室主任徐曰琮来上海分社。我不知道他此行的“任务”。但是他私下对我说，上海分社经济报道没有做好，责任不在于我，我已经尽职了。此话使我得到极大宽慰。1982年春，当时的副社长王士谷率总社新闻部、专稿部及广东、福建等分社的各路精英云集上海，召开经济报道工作会议。会议下达了总社对经济报道的方针和思路，交流了经济采编的经验。会下有关部门领导对我更有针对性地点拨和指导，特别鼓励我要敢于采访重大题材。于我，真是醍醐灌顶！总社领导在多年没有做好经济报道的上海分社召开经济工作会议，目的明确，效果显见。我走出了“中新社是新华社的补充”、“上海分社以报道侨务、文艺、体育等‘三宝’为主”等中新社初创时期办社和报道思想的局限，在报道思想和业务能力上都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也是在1982年，总社召开专稿工作会议，明确了“面向中间，反映现实”的专稿工作新方针。这是针对国内外形势的变化，针对海外读者迫切希望了解中国新时期政治、经济新动向而拟定的。其时香港《明报》、《快报》等常见署名“宗涓”的专电，评述中国时政。文笔挥洒自如，读得我如痴如醉，不胜钦羡。我本专稿部出身，于是学样“跟进”。专稿部负责人时来电话，给我鼓励。1984年底，我赴总社参加工作会议期间，还当面请教，受益匪浅，为我此后坚持专稿写作打下基础。上述时期，除了总社和相关部门领导之外，我的多位老同事，也给我莫大支持和鼓励，他们是我的益友，更是良师。我永远感谢他们。挂一漏万，在此不一一列举姓名了。

　　1984年底，各地方分社换班。总社委任我为上海分社采编主任。我毫无思想准备，心中茫然。刚卸任的上海分社社长姚凡对我关心又支持。他“面授机宜”道：不要脱离采编第一线。一来采编业务是我的“强项”；二来只有身在“第一线”才能指挥和组织分社的采编活动。后来，我一直按照他提示的原则去做。虽然辛苦，于我个人、于分社都足见成果，毋庸多言。

　　在中新社40年一路跋涉之中，得到多位领导、资深同事们的培养、帮助，十分难得；唯有满怀感激，永远念叨：“师恩难忘”！

　　(历史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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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问｜金泰万：“陶瓷之路”如何为韩中交往提供动力？******

　　中新社首尔12月29日电题：“陶瓷之路”如何为韩中交往提供动力？

　　——专访韩国国立海洋博物馆馆长金泰万

　　中新社记者刘旭

　　为庆祝中韩建交30周年，由韩国海洋水产部、国立海洋博物馆和中国航海博物馆共同策划的“中韩海洋文明交流展”，于今年9月至11月举行。在为期两个月的时间里，为观众呈现了船模、瓷器、绘画和工艺品等300余件展品，以“学、交、漂、艺”四个部分讲述中韩海洋文明交流故事。近日，韩国国立海洋博物馆馆长金泰万接受中新社“东西问”独家专访，介绍韩中海洋文明交流的痕迹，并从海洋史的观点来探索两国间的友好未来可能性。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视频：【东西问】韩国国立海洋博物馆馆长金泰万：“陶瓷之路”如何为韩中交往提供动力？来源：中国新闻网

　　中新社记者：韩国国立海洋博物馆前段时间举行了“中韩海洋文明交流展”，能否请您介绍一下这次展览的概况，以及有哪些值得关注的展品？

　　金泰万：为纪念韩中建交30周年、回顾两国悠久的海洋文化交流历史，韩国国立海洋博物馆筹备了此次展览。因为与上海的国家级博物馆——中国航海博物馆共同举办，观众可以欣赏到韩中两国的各种资料与展品。

　　虽然合作展览单位是上海的中国航海博物馆，但从去年开始，我们就与中国各沿海地区博物馆联系筹备展览，最北边的是位于天津的中国国家海洋博物馆，还有青岛、泉州、厦门、广州等地的博物馆。

韩国国立海洋博物馆举行的中韩海洋文明交流展。刘旭摄

　　这个展览是为了纪念韩中建交30周年，因此收集展示的展品都为此主题服务，包括历史上主要的人物、艺术品，与海洋有关的记录、书籍或地图，以及中国、韩国的海洋主题的传统画作。

　　此次展览分为四个主题，分别是学、交、漂、艺。具体来说，“学”指的是学术、宗教、思想的交流；“交”指的是海洋文物和商品的交易记录；“漂”指的是在以前危险的海上航行中，航行者经常会遇到意料不到的天气或风浪等，所以他们可能会随风浪漂到南洋、日本冲绳或菲律宾一带，获救回到韩国后，通过文字或口述记录下这些经历和见闻，这就是这部分展览呈现的内容；“艺”指的是“艺术”，展示从中国大陆传来的艺术品，或是从半岛传到中国大陆的艺术品。

观众参观展览。刘旭摄

　　中新社记者：展览中，有哪些体现了中韩海洋文明交流的特色展品？

　　金泰万：这次展览中，观众欣赏到了船舶模型、陶瓷、绘画、工艺品等艺术价值较高的300多件展品，70多件从中国航海博物馆租赁。其中不乏一些特别值得关注的展品，如新罗时期留唐学者崔致远的代表文集《桂苑笔耕》，以及将中国画技法与朝鲜特色融合后描画半岛东海岸景色的画家郑敾的作品《海山亭》。

展览展出新罗人崔致远所撰的诗文集《桂苑笔耕集》。刘旭摄

　　我特别推荐的是船的模型。因为古代航海时期的沉船都掩埋在泥沙下，但偶尔会被渔民或科学家发现挖掘，并被展示出来。这样的船中国和韩国都有，如在韩国发现的中国元朝的“新安船”，还有2005年中国发现的货船“蓬莱3号古船”。这些船的模型，都是展览中的重要展品。

　　有趣的点就在于，韩国沿海发现了中国船，中国大陆海边发现的又是韩国船。韩国的船只沉没在中国的海洋，在几百年后又被挖掘出来，在现代人眼前展示。因此，我认为船是韩中海洋交流的最具象征性的表现。

展出的新安船模型。刘旭摄

　　中新社记者：此次展览回顾了中韩两国悠久的海洋文化交流历史，您认为海洋交流对中韩两国交往起到什么作用？

　　金泰万：韩中两国的海洋文化交流历史，从6000到7000年前已开始，并一直持续至今。从货运或物流的观念来看，海洋其实是高速通道。尤其是在以前，陆路通道无论是步行还是乘马车都很慢，能运送的东西很少。但海上船运速度快，能装载的东西也非常多，是被广泛选择的物流形式。但唯一的问题在于海洋的波浪难以预测，具有危险性。如果不考虑气候因素，海运是首选的物流方式。

展出的铜钱。刘旭摄

　　另外，大海的开放性要比陆地强。古代没有签证，海洋上也不存在明显的国界线，尽管不同国家的人语言不同，但他们在海上的通行是比较随意的，交往也非常容易。人们交换物品，也交流文化。可以说，如果没有当时活跃的海上交往，我们的文化繁荣程度不可能发展到当今的程度。

　　韩中两国之间的海路被称为“陶瓷之路”，是因为朝鲜半岛和中国之间的黄海是交易陶瓷的核心渠道，相比陆路运送，通过船舶运输陶瓷不仅可以大量运载货物，也不易损坏，因此陶瓷成了韩中海上贸易的最佳商品。

展出的陶瓷。刘旭摄

　　从“陶瓷之路”流入朝鲜半岛的中国陶瓷，经过朝鲜半岛特有的艺术和技术重新发展后，制造出高丽青瓷、粉青白瓷等商品，之后又返销国外。

　　通过展览中的很多展品，可以看出韩中之间的相近性。以建筑上的瓦当为例，好几种直接从中国大陆进口而来。这些细小的例证，见证了过去韩中之间交流的频繁程度。

展出的瓦当。刘旭摄

　　如今，韩中之间的大型船舶，从青岛、上海等地经过釜山港到全世界，又从釜山港回到天津、青岛、上海，这些船舶运送的货物可能和几百年前完全不同，但这种海上交往对中韩之间的文明交流同样起到了重要作用。

来自韩国釜山的中海安第斯号货轮在青岛前湾保税港区码头卸货。张进刚摄

　　中新社记者：在未来中韩两国交往和文化交流中，这条“陶瓷之路”能提供哪些推动力？

　　金泰万：通过历史展望未来，希望能通过韩中两国互补共赢发展文化的历史来寻找未来发展的动力。

　　比如这个展览就是一个开始，明年或不远的将来，我们会继续与中国合作，开设合办展览，并涉及更广泛的主题和范围。期待疫情过去之后，韩中之间的交流和沟通会比现在更加频繁，我们可以和厦门、泉州、广州、天津等中国各地的机构和博物馆合办交流展。

　　总之，韩中两国都在推行各自的对外开放政策，这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环就是海上交流，通过海路谋求新的发展动力。因此，当我们今天回顾过去数千年来韩中之间的海洋文明交流，能够了解这些超越海运、物流、船舶等海洋产业乃至海洋科学技术的海洋合作，并通过海洋交往密切两国间的彼此依赖，加强信任和合作，寻求共同发展。(完)

　　受访者简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