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情”为线
传递最抚凡人心的人间烟火气
春节是中国人身心的集体归乡之旅。亲人间耐心的陪伴,朋友间铁打的聚会,爱人间温柔的感谢,都是在给一个人的心灵注入最底层的力量。
人间烟火处,年味渐浓时。《小芒年礼节》用三大版块娓娓讲述中国人的亲情、爱情、友情,在今年这个特殊的时期,为含蓄的中国人打造一场表白爱意、传递祝福、温暖彼此的仪式。
整场晚会,无论精心编排的文艺表演,还是特别设计的互动访谈,都紧扣“情”字,直戳观众内心的柔软:潘玮柏在《华丽进行曲》中唱出父母年轻时“苹果寄情”的故事;武力、武艺、武星父子三人同台用《嗨唱》带来“动次动次”的欢乐节奏;李承铉《我爱你就像》的歌词里藏着太太戚薇“爱的礼物”;姜潮携手麦迪娜演绎《让我为你唱首歌》,王大陆联袂蔡卓宜吟唱《看月亮爬上来》,两对爱人将甜蜜送给天下有情人……
伴随“乔春燕”黄小蕾、“郝冬梅”隋俊波怀旧感满满的歌曲《儿时》,以及现场和《人世间》作者梁晓声的视频连线,众多观众瞬间被点燃了《人世间》里横跨了半个多世纪的过年记忆。在这部百姓生活史诗中,年味就是最美丽的人间烟火,哪怕现实总在绊住脚步,也不能阻挡分隔异地的周家人奔向家的方向。有观众表示,《小芒年礼节》与《人世间》的联动绝不止怀旧那么简单,它其实是在召唤我们要珍惜每一次团圆,无论多忙、多累、多远,都要尽量去享受和家人相聚的时光。
一则纪实短片,将“回家”的情绪掀至最高潮。《小芒年礼节》用镜头直击了湖南援疆干部田魁的回家之路。从新疆到湖南,3000多公里的距离,从2020到2022,1000多个日夜,当田魁终于可以和妻子周晴及两个女儿团圆——观众所见证的,是可以跨越时间和距离的家之“小爱”,更是平凡的人们用责任、奉献和担当谱写的国之“大爱”。
“我们年复一年庆祝春节,拥抱身边的亲友,对世界献上自己的热情与祝福,是因为我们相信,无论过去的一年我们经历了怎样的困难,星辰更迭,生生不息,春天一定会到来,这就是我们中国人的精神力量”,晚会中的这段话,几乎可以代表《小芒年礼节》想要表达的最强心声。
以“礼”为核
触摸中国年里跳动的文化脉搏
年味,藏在博大精深的传统礼仪之中。唤醒年味,即是从当下琳琅满目的生活方式里,触摸中华文明生生不息的脉动,找回无论时代如何变迁都不曾磨灭的情怀。
从去年的《小芒年货节》到今年的《小芒年礼节》,名称的更迭折射了内核的升级。作为一台为新潮国货助力的年货晚会,《小芒年礼节》以弘扬中华“年礼”美学为精神内核,在追古念今的美好生活抒怀中,呈现中国传统年节文化五千年以来的变迁与发展,系紧横亘古今的精神纽带。
其中,张晓龙的《礼耀中国年》获网友点赞“涨知识”又“长精神”。舞台上,他穿梭于中国古代不同时期的过年场景,以沉浸式的讲解,在观众眼前徐徐展开一幅生动的千载礼仪华章:宋朝时期,朋友之间互赠礼物,称之为“馈岁”;“守岁”从古传承至今,杜甫诗云“守岁阿戎家,椒盘已颂花”,年夜饭的第一步,就是向年长者敬屠苏酒;如果难以登门遍访,唐朝名士就把拜年帖塞到朋友家的门口,这就是贺年卡的前身……
正因为中华上下五千年的礼制大成,“和”的民族基因,才得以一直融汇在我们的骨血里。《小芒年礼节》在三个篇章中,妙论“礼之用,和为贵”的真谛:礼送父母,送的是孝顺;礼送爱人,送的是呵护;礼送朋友,送的是关心。礼物可以轻,但情意深重,这才是中国年礼真正的文化美学所在。
值得一提的是,作为《小芒年礼节》晚会的预热,特别节目《“芒”着过新年》在九期微综艺里陆续解锁了“陪爸妈过年”“第一次去对象家过年”“只要幸福不要肥”“不回家,也要好好过年”等九大经典场景,通过街头海采、嘉宾分享、与亲友团代表互动等形式,聆听不同群体的春节心声,奉上了一部很有借鉴意义的春节礼仪宝典。
身为芒果TV旗下的新潮国货内容电商平台,小芒自诞生之日起,就以用优质内容向年轻群体推荐精品国货为初心,致力于将中国文化元素和中国潮流品牌全面渗透到中国青年的生活之中。《小芒年礼节》以“中国礼”传“中国情”,既彰显了坚定中华文化立场、推进文化自信自强的担当,也承载了服务大众美好生活、助力民族品牌成长的愿景,为兔年春节的第一波氛围感吹来了一股别样的暖风。
中国年礼的背后,是中国温度、中国精神,更攒聚着大家面向新程的中国力量。正如有网友所说,我们打的不是年货,而是过年时那份沉甸甸的喜悦。
多地发放数万元育儿补贴:能否释放生育潜能,除了发钱还应做什么******
又一地方政府用“真金白银”激发生育潜能。1月11日,据深圳市卫生健康委官网消息,近日,深圳市卫健委就《深圳市育儿补贴管理办法》(《管理办法》)公开征求意见。
《管理办法》初步拟定深圳市育儿补贴标准:生育第一个子女的,办理出生入户后发放一次性生育补贴3000元,另外每年发放1500元育儿补贴,直至该子女满3周岁,三年累计发放补贴7500元,平均每年可领取2500元;生育第二个子女的,办理出生入户后发放一次性生育补贴5000元,另外每年发放2000元育儿补贴,直至该子女满3周岁,三年累计发放补贴11000元,平均每年可领取3667元;生育第三个子女的,办理出生入户后发放一次性生育补贴10000元,另外每年发放3000元育儿补贴,直至该子女满3周岁,三年累计发放补贴19000元,平均每年可领取6333元。
深圳市卫健委指出,适时建立育儿补贴制度,按照递进式差异化发放育儿补贴,能够有效提振市民生育子女特别是生育二孩、三孩的意愿,进一步释放市民生育潜能,减缓人口老龄化进程,延长人口红利窗口期,让人口红利长期成为经济增长的强大助推器。
澎湃新闻梳理发现,自2021年以来,从省级到市县,目前已有多地探索育儿补贴制度,比较而言,市县的政策措施更细化。从措施内容来看,以现金补贴为主,部分地方还提出了住房等方面的倾斜政策。
多地探索育儿补贴制度,以现金补贴为主
2021年7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印发,明确指出,当前,进一步适应人口形势新变化和推动高质量发展新要求,实施三孩生育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具有重大意义。
同月,全国优化生育政策电视电话会议召开,强调切实提高优生优育服务水平,加快普惠托育服务体系建设,促进相关经济社会政策与生育政策配套衔接,减轻群众生育、养育、教育负担。
这场会议召开次日,四川攀枝花即宣布率先发放育儿补贴金,对2021年6月12日及以后,按政策生育第二个及以上孩子的攀枝花户籍家庭,每月每孩发放500元育儿补贴金,直至孩子3岁。
后来,更多地方陆续开始探索育儿补贴制度。
省级层面上,《广东省公共服务“十四五”规划》提出,探索对生养子女给予普惠性经济补助;浙江规定县(市、区)人民政府可以根据当地实际,对三周岁以下的婴幼儿家庭给予育儿津贴、托育费用补助;北京明确逐步建立完善家庭养育补贴制度。
此外,湖南、吉林、黑龙江、云南、福建等地均提出通过补贴制度鼓励生育,黑龙江还要求适当向边境地区、革命老区倾斜。
相较于省级层面的要求,一些地级市及区县则出台了更加细化的措施。除较早探索育儿补贴制度的攀枝花市外,陕西省汉中市对夫妻双方以及生育子女的户籍均在该市,符合政策生育第二个子女和第三个子女的家庭,由子女户籍所在地县区分别发放一次性生育补贴2000元和1万元;湖北省安陆市对本市户籍人口2021年5月31日后按政策生育二孩、三孩的夫妻,每月补贴200元、400元,直至幼儿年满3周岁。
值得注意的是,在现金补贴之上,一些地方叠加探索住房等方面倾斜政策。如,北京市明确,未成年子女数量较多的家庭申请公共租赁住房的,可以纳入优先配租范围,并在户型选择等方面予以适当照顾;湖南长沙则对依法生育两个及以上子女的本地户籍家庭,增加1套购房指标,根据家庭未成年子女数量在户型选择等方面给予适当照顾;甘肃省张掖市临泽县规定,生育二孩、三孩的临泽户籍常住家庭,在县城区购买商品房时给予4万元的政府补助,在各中心集镇等集中居住区购买商品房时给予3万元的政府补助。
还有一些保障措施包括,江苏省明确企业在女职工产假期间支付的社会保险费用,生育二孩的给予50%的补贴,生育三孩的给予80%的补贴;甘肃省张掖市临泽县规定,在该县辖区内公办幼儿园就读的户籍常住家庭,二孩每生每学年给予1000元的资助,三孩每生每学年给予2000元的资助;安徽省规定,公民接受绝育手术后要求再生育的,其恢复生育手术的费用由受术者所在单位或者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给予补助。
复旦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任远表示,育儿补贴,实际上是一种以经济支持为内容的生育支持政策,“支持生育的政策,包括三种主要类型,第一种是经济支持,第二种是劳务支持,比如托育托幼机构的建设,第三种是时间支持,比如育儿假、产假等。”
任远同时指出,育儿补贴在不同地区的效果可能不一样,“在经济发达地区,育儿补贴的作用其实是有限的,因为在这些城市中的生育成本、儿童养育、儿童教育的成本都非常高,以及母亲生育的机会成本也非常高,育儿补贴对于生育行为的激励作用不会很高。但是在一些农村地区和中西部地区,生活成本比较低,生育和养育的成本也相对较低,同样的育儿补贴,对于提高生育率的效果可能会更为明显。”
对此,任远建议,需要结合不同地区人们的具体生育需求,根据人们在生育过程中面临的工作-生活、养育、教育等具体困难,来提供相适应的生育支持政策。比如,一些发达城市中,家庭生育碰到的主要困难可能主要是来自工作和家庭的冲突,女性的职场压力会降低其生育意愿,此外,家庭的小型化使家庭内部育儿有一定困难,因此,对这些地区,可能最主要的生育支持政策要放在托育托幼政策的支持上,以及发挥企业对于工作和家庭平衡的支持作用也很重要。
生育意愿尚未得到满足
深圳市卫健委在此次《深圳市育儿补贴管理办法》的起草说明中指出,近年来,我国人口增速持续放缓,结婚率逐年下降,又加上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生育水平持续走低,人口形势面临重大挑战。
据国家统计局发布,2020年,我国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为1.3,已经处于较低生育水平。2021年,我国出生人口仅为1062万,妇女总和生育率降至1.15,低于发达国家的平均生育水平,与国家人口发展规划(2016-2030年)提出的稳定在1.8左右的生育水平相去甚远。
在各地陆续探索育儿补贴制度后,公众更关注“真银白银”补贴后的效果。
其实,少子老龄化的问题在日本、韩国也已存在多年,且两个国家都进行了一定育儿补贴政策。
澎湃新闻近日报道,2022年年末,韩国总统直属低生育及老龄社会委员会公布《人口结构变化应对方案》,将增加育儿假和津贴,并将修改法令使非婚生子女在制度方面不再受到歧视,还将促进移民、外国人和老年人的就业。日本政府则计划从74岁以下人群的医疗保险费用中抽取资金,从今年起将一次性生育补贴提高到50万日元(约合人民币25940元),较去年增加8万日元。
“日本、韩国生育率的下降,比中国要早,同时中日韩三国在文化上有相似的地方,所以日韩在低生育率背景下提供的生育支持政策,对我国的生育服务和支持政策制定有较大启发。”任远说,从已有的文献看,日本和韩国的生育津贴政策实际效果并不理想,特别是韩国,“这也反映出生育补贴政策,对于城市化程度较高的地区和经济高度发展地区人们生育意愿的支持作用有限。”
任远指出,采取一系列的生育配套服务和支持政策,使一些希望生育但是生育意愿并未满足的人群得到服务和支持,还是可以提高生育水平的,“比如我国的生育意愿现在是1.6到1.9,但是实际生育水平只有1.3,意味着只要通过生育服务和支持,使人们的生育意愿得到更好的满足,我们的生育水平是能够提高的。”同时,任远提出,在更深层次来看,在现代社会的生育文化中,生育的价值本身在逐步减弱,物质主义和个人主义在发展,未来发展的不确定性在提高,人们的生育动机在减弱。如果人们本身并不想生育,通过各种生育支持政策来提高生育水平的效果是有限的。因此,对于国家生育政策来说,还需要在生育文化建设上做一些改变,“在计划生育时代,形成了‘只生一个’的生育文化,独生子女一代人认为,生一个孩子是家庭生活的基本形态。在低生育率背景下,这种生育文化需要改变。孩子的经济价值随着社会保障体系的发展逐步减弱,我们需要在文化上强调孩子的情感价值、强调孩子作为生命的价值,强调生育和抚育孩子的成长对自身人生成长的价值,通过这种观念上的重新塑造,使人们觉得生育是有意义的,才能提高人们的生育动机,再加上持续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福利的改善,才能从根本上使生育动机和生育意愿得到提高。”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