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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化政治监督 确保全党步调一致向前进******

　　强化政治监督，是纪检监察机关肩负的重大政治责任，是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的时代命题。

　　党的十八大以来，根据党中央部署，各级纪检监察机关不断提高政治站位，强化政治监督，以有力有效的工作推动全党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提供坚强政治保障。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推进政治监督具体化、精准化、常态化。

　　新征程上，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坚持以党的二十大精神为指引，以强有力的政治监督督促广大党员干部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确保全党步调一致向前进。

　　坚持从政治上看问题，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确保全党在政治立场、政治方向、政治原则、政治道路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旗帜鲜明讲政治，是我们党一以贯之的政治优势。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坚守自我革命根本政治方向，健全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各项制度，把党的领导落实到党和国家事业各领域各方面各环节。

　　作为管党治党的重要力量，纪检监察机关坚持把政治建设摆在首位，自觉担负起“两个维护”的特殊使命和重大责任。

　　一方面，自己坚决做到。中央纪委国家监委认真贯彻加强和维护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的若干规定，严格执行请示报告制度，每年向中央政治局和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报告工作，重大事项、重大案件、重要工作及时主动向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请示报告，确保党中央牢牢掌握正风肃纪反腐的领导权、主动权。党的二十大胜利闭幕后，各级纪检监察机关通过多种形式，组织开展学习活动，迅速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的二十大精神上来。

　　另一方面，督促全党做到。各级纪检监察机关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持续净化党内政治生态，坚决同危害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人和事作斗争，确保党的团结统一。

　　秦岭，素有“国家中央公园”之称，是重要生态屏障。针对秦岭北麓西安境内违建别墅、严重破坏生态环境问题，习近平总书记6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一些干部却阳奉阴违，致使违建屡禁不止。

　　对此，党中央扭住不放，一抓到底，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坚持从政治纪律查起，彻底查处秦岭北麓西安境内违建别墅整而未治、阳奉阴违、禁而未绝的问题。2018年7月以来，位于秦岭北麓西安境内的1100多栋违建别墅被依法拆除，多名领导干部因违纪违法被查处。

　　甘肃祁连山自然保护区环境污染、青海木里矿区非法采煤、湖南洞庭湖违规违法建设矮围……党的十八大以来查处的一批典型案例中，纪检监察机关都将政治监督与审查调查深度融合，把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落实到具体人和事，着力纠治政治偏差，推动问题得到解决。

　　壹引其纲，万目皆张。全面从严治党，首先要从政治上看。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有关负责人表示，将牢牢抓住政治纪律这个最根本、最重要的纪律，坚决防止和治理“七个有之”问题，坚决清除对党阳奉阴违的“两面人”，坚决查处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交织的违纪违法行为，铲除拉帮结派、结党营私的政治团伙，消除党内存在的严重政治隐患，维护政治安全，确保全党在政治立场、政治方向、政治原则、政治道路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心怀“国之大者”，发挥监督保障执行、促进完善发展作用，推动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落地见效

　　河北雄安新区启动区，塔吊林立之间，一栋栋建筑破土而出。经过5年多的规划和建设，这座“未来之城”的蓝图正一步步变为现实。

　　聚焦“千年大计、国家大事”，2022年10月以来，河北雄安新区纪工委监察组深入开展“走项目、查实情、解难题、保稳定”活动，走访调研在建重点项目15个，通过向建设单位、监理单位、施工单位相关负责人、工人发放调查问卷，征集企业诉求和意见建议31条，发现并督促整改问题34个，为雄安新区高标准、高质量建设保驾护航。

　　党中央决策部署到哪里，政治监督就跟进到哪里。

　　纪检监察机关开展政治监督的焦点始终围绕关乎全局、关乎长远、关乎根本的“国之大者”，坚决纠治贯彻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中的政治偏差，建立健全台账管理、动态跟踪、限期办结、督查问责、“回头看”等措施制度，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和工作要求落实见效。

　　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要求纪检监察机关更加主动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紧密联系我国发展面临的新的战略机遇、新的战略任务、新的战略阶段、新的战略要求、新的战略环境，围绕落实党的二十大战略部署强化政治监督，找准政治监督的重点和着力点。

　　纪检监察机关围绕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目标任务，聚焦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等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跟进监督、精准监督，积极发挥监督保障执行、促进完善发展作用，确保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落地见效。

　　新征程上，纪检监察机关将加强对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情况的监督，推动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完整、准确、全面把握精神实质，谋实思路、扎实工作；聚焦党的二十大作出的战略部署和党中央因时因势作出的决策部署，加强监督检查，及时发现、处置、通报违反纪律、落实责任和措施不力等问题，促进形成自觉对标对表、积极履职尽责的良好氛围。

　　推进政治监督具体化、精准化、常态化，督促广大党员干部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

　　近年来，为确保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围绕生态环境保护、耕地保护等重点领域、重要事项，加强监督执纪问责。

　　对中央环保督察移交的生态环境损害责任问题进行滚动式督办；聚焦长江流域禁捕，督促有关地方纪委监委有针对性地开展监督；对违建别墅问题专项清查整治部际协调机制移送的顶风违建别墅问题线索建立专门台账，要求有关地方限时办结；紧盯农村乱占耕地建房专项整治情况跟进监督……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通过打好专项监督、问题督办、以案促改、通报曝光“组合拳”，推动政治监督往深里走、往实里走。

　　强化政治监督，既要明确“抓什么”，还应注重“怎么抓”。各级纪检监察机关作了大量探索：完善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的监督工作机制，建立健全一系列相关措施制度；突出对“一把手”的监督，确保“一把手”严以律己、严负其责、严管所辖；利用信息化手段，汇总干部选拔任用“一报告两评议”结果、信访举报、案件管理、民意调查等数据，加强政治生态研判；通过群众身边腐败和作风问题专项整治，推动解决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中存在的问题……

　　一系列举措有力推动政治监督具体化、精准化、常态化，督促广大党员干部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时时处处向党中央看齐，扎扎实实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

　　巡视是推进党的自我革命、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性制度安排，巡视的本质就是政治监督。截至目前，中央、省、市、县四级全部建立巡视巡察制度，179家中央单位开展内部巡视。

　　“深化政治巡视，始终突出加强对党组织和党员领导干部履行职责、行使权力的监督，深入检查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落实全面从严治党战略部署、落实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落实巡视整改和成果运用情况。”中央巡视办有关负责人介绍，将坚持政治巡视定位和中央巡视工作方针，认真研究谋划二十届中央巡视工作，及时推进《中央巡视工作规划（2023—2027年）》研究制定工作，把“两个维护”作为根本任务，把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情况作为重中之重，把严的要求贯彻到政治巡视全过程各环节，使巡视工作更加科学、完善、有效，发挥政治巡视利剑作用，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坚强保障。（记者 张洋）

李渔“无声戏”的稗史意义******

　　李渔(1611—1680)原名仙侣，号天徒，在他后半生卖文糊口的生涯之始，改名渔，号笠翁，是清初一位毁誉参半的人物。李渔自己说：“予生也贱，又罹奇穷。”作为明清时期的一位戏剧和小说大家，他以戏曲小说为平生志业，声称：“吾于诗文非不究心，而得心应手，终不敢以稗官为末技。”他是一位古代历史上少有的，不求科举荣身，专以卖文糊口的职业作家。写出了戏曲理论名著《闲情偶寄》、戏曲《笠翁十种曲》，还创作了《十二楼》《无声戏》等风靡一时的拟话本集。

　　杜浚称他的《无声戏》“为从来小说之冠”；孙楷第说：“我们看他的小说，真觉得篇篇有篇篇的境界风趣，绝无重复相似的毛病；这是他人赶不上的……说到清朝的短篇小说，除了笠翁外，真是没有第二人了。”在小说史上，李渔是和冯梦龙、凌濛初鼎足而三的拟话本大家，而他在戏曲理论和创作上的贡献又远远高出二者。李渔拟话本能够自成一体，在海内外产生巨大影响，和他“无声戏”的小说观有着直接的关系。

　　李渔的“无声戏”之说，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将小说视为无声的戏曲。他把自己的拟话本集命名为《无声戏》，并在《十二楼》的《拂云楼》中要读者“各洗尊眸，看演这出无声戏”，就是直观的体现；另一方面，认为“稗官为传奇蓝本”。《笠翁十种曲》中的《比目鱼》《奈何天》《凤求凰》《巧团圆》四种都是改编自他的《无声戏》和《十二楼》。李渔重视戏曲和小说文体内在的一致性，在近四百年前就提出了小说是“无声戏”这样一种跨文体的观念，在稗史上可称独树一帜。在今天，小说与影视剧孪生同产的现象更趋常态化，李笠翁的小说文体理论和利弊得失，更具借鉴意义。

　　从小说史的大脉络来讲，李渔的“无声戏”说，具有三重的价值和意义：即小说编创方式的探索、对文学性虚构的肯定、以游戏的态度释放小说的活力。

　　一、“无声戏”是李渔首创的拟话本编创方式。他的小说依傍戏曲程式化的角色、情节和场景，小变其形，追求情节翻新、立意奇巧的效果。从宋元时代开始，各种话本、拟话本集大都是取材故事类书，编辑成分要远大于创作。罗烨《醉翁谈录》记载的南宋“话目”(故事名称)有100多个。那时说书人的职业素养是“幼习《太平广记》，长攻历代史书”，熟知洪迈的《夷坚志》、皇都风月主人的《绿窗新话》等故事类书。孙楷第《小说旁证》、谭正璧的《三言二拍资料》，梳理出“三言”“二拍”共198篇小说的入话与正文故事的出处，可见冯梦龙、凌濛初等拟话本作者，多是以当时人编纂的类书与文言小说为框架改写小说。在没有本事依傍的情况下，小说家通常难以结撰数量众多的短篇小说。因而，“三言”“二拍”之后，《型世言》《石点头》一类拟话本的题材来源更加杂凑。清代拟话本集再也没有数十成百之巨的篇数，最大的原因在前出的话本小说和题材资源已被冯梦龙、凌濛初等奄取殆尽。如凌濛初在“二拍”序中声称，因“三言”将话本搜罗一空，他的“二拍”只能将前人所弃的“竹头木屑”缀合成篇。

　　李渔的《无声戏》和《十二楼》绝大部分出自独创。对戏曲程式、套路的逆向借鉴是李渔小说意取尖新的关键所在。李渔曾说过：“若稗官野史则实有微长，不效美妇一颦，不拾名流一唾，当时耳目，为我一新。”李渔创作尤重脱套、“脱窠臼”。窠臼者，套路、模式也。它们的情节结构、人物命运走向有固定路数。“脱窠臼”就是反向的构建方式。李渔是个技巧主义者，他的翻新创造，乃是“仍其体质，变其丰姿”，“如同一美人，而稍更衣饰，便足令人改观，不俟变形易貌而始知别一神情也”。所以他声言：“束缚文人，而使有才不得自展者，曲谱是也；私厚词人，而使有才得以独展者，亦曲谱是也。”曲谱之外，戏曲旧有的程式、排场，都是李渔创作拟话本的灵感来源。他只需要“小变其形”地移用过来，就解决了小说的取材问题。其小说的故事核心，往往是对旧有模式的逆向思维。如将才子佳人故事套用到同性恋故事上的《男孟母教子三迁》，才子追求佳人变成的《众美齐心夺才子》；才子佳人终成眷属，变成奇丑奇臭的阙里侯与佳人团圆到老。没有窠臼、程式就没有笠翁这些让人耳目一新的小说。因有成法和阶梯可循，才能稍更衣饰，就别出风神，大受欢迎。笠翁的小说和传奇构思方法出自同一机枢。小说之称为无声戏，正是小说对戏剧艺术技巧的依循借鉴，是在对戏曲程式中的依傍中的求新。

　　“无声戏”这种小说观念，以戏曲格套做翻案文章的构思方式，使李渔摆脱了稗史小说必然写实的旧观念拘缚，自然而然地产生了“事无所本”、“凭空结撰”，虚则虚到底的虚构观念。这是小说史上的一大进步。

　　二、以小说为“无声戏”，是对文学性虚构的肯定。以戏论文，本质上是把小说视为虚构的游戏。虚构这个概念，在小说史上相当难产。唐代之前的小说基本上被纪实观念所左右。如鲁迅指出的，唐人始有意为小说，也就是进行自觉艺术虚构。但是，唐传奇作者们在“征奇话异”之余，往往在篇末把故事的讲述者、时间、地点、听众一一交代清楚，以示故事的真实性。如元稹的《莺莺传》：

　　贞元岁九月，执事李公垂，宿于予靖安里第，语及于是(张生与莺莺故事)。公垂卓然称异，遂为《莺莺歌》以传之。崔氏小名莺莺，公垂以命篇。

　　这样一种“讲故事”的情景设置，还是出于取信于读者的“实录”观念的影响。直到明代，虚构才被文人们逐渐接受。如谢肇淛说：“凡为小说及杂剧戏文，须是虚实相半，方为游戏三昧之笔。”在探讨戏曲创作之时，“贵幻”、“奇幻足快俗人，而不必根于理”(袁于令)的见解更为常见。所以，李笠翁的“无声戏”观念的本质就是将小说创作向戏曲靠拢，使小说获得了艺术虚构、艺术想象的自由。这在小说史上是具有重大意义的。它使小说从自古以来的“实录”、“稗史”的写实观念中解脱出来，给了文学性的虚构以合理性。

　　李渔并非没有看到小说与戏曲间的区别。他指出“纸上之忧乐笑啼与场上之悲欢离合”“似同而实别”。小说要“悦目”，戏曲要“便口”。李渔的“无声戏”小说观，是对话本小说表演和讲述情景的某种回归。话本本是口头文学，是用戏剧性的情节人物打动听众。早期说书人的伎艺主要是模仿人物口吻，像《快嘴李翠莲》《西山一窟鬼》，都含有类似戏剧性的表演因素，说书人一张嘴“自然使席上风生，不枉教坐间星拱”。话本叙事结构简洁单纯，“讲论处不滞搭，不絮烦”，其精髓是一事统摄始终的简单结构，鲜明的人物形象、快节奏的情节，以人物口角动作表演其身份、性格等，本身就含很鲜明的戏剧性。这种舞台性特点在冯梦龙的“三言”中得到了改造。他强调“文心与俚耳相协”。俚耳是口头文学的听众，文心则是雅文化的，具有深刻内涵的文字。如《卖油郎独占花魁》《蒋兴哥重会珍珠衫》等经典作品，情节进展缓和细致，在探询人物内心隐微和细节上平铺细描，这种“深度”的、平淡化的小说，开始指向了私人化、内向性的阅读。但在“三言”之后，来自民间的机智幽默和喜剧精神，在文人小说中变成了嫉愤的牢骚和嘲骂。后者的故事或多或少地失去了独立性，有沦为议论注脚之虞，戏剧性的场景更是几乎绝迹，拟话本艺术日趋没落。

　　李渔将戏曲“贵幻”的艺术追求，运用在拟话本创作中。所谓“非奇不传”，他的小说在情节上的陡转巧合，是戏场关目中的出奇变相。如《谭楚玉戏里谈情 刘藐姑曲终死节》，男女主人公在戏台上表演《荆钗记》“投江”一出，借戏文抒发生离死别之情，是典型的“戏中串戏”的程式变形；小说人物对话和内心描写都如戏中角色的台词，简洁外化，不需“深思而后得其意之所在”。在人物设置上，依循着“稗官是传奇蓝本，有生旦不可无净丑”的原则，读者可以根据角色期待，作出轻松的反映，引发笑声。李渔在《闲情偶寄·词曲部》的一段话，畅言文学性虚构为创作者带来的如造物主那般的快乐：“未有真境之为所欲为，能出幻境纵横之上者。我欲作官，则顷刻之间便臻荣贵；我欲致仕，则转盼之际又入山林；我欲作人间才子，即为杜甫李白之后身；我欲娶绝代佳人，即作王墙西施之元配；我欲成仙作佛，则西天蓬岛即在砚池笔架之前；我欲尽孝输忠，则君治亲年，可跻尧舜彭篯之上。”在那个由笔墨构成的世界中，李渔认为作者是无所不能的：可以是隐士高官、可以做人间才子、娶绝代佳人，又能成仙成佛、建不世之功……幻境纵横，全由自我做主。多么自由自在！畅快淋漓！这是罗贯中、冯梦龙等小说作者不敢宣之于口的霸蛮权力。

　　三、“无声戏”的观念用游戏的、喜剧的主张，从桎梏中释放出小说的生机。自从冯梦龙用《喻世明言》、《醒世恒言》和《警世通言》为“三言”命名，明末清初的拟话本集出现了《型世言》、《照世杯》、《清夜钟》等一大批微言大义的堂堂名目。从这些小说集的命名中，就可以看到，通俗文学对文以载道、道德说教的正统文学的攀附。文人们用强烈的情绪化说教，覆盖了来自民间说书的娱乐精神和幽默襟趣。到《型世言》和《照世杯》一类拟话本，作者更急于救世，大量的说教之辞，味同嚼蜡的故事人物，败坏了读者的胃口。“无声戏”的小说观念强调了阅读的浅易性和娱乐化。“戏文是作给不读书之妇人小儿同看，故贵浅不贵深”，是迎合小说读者实际兴味的一种叙事模式。

　　宋元话本是诉诸听觉为主的感官艺术形式，人物情节类型化和叙述套语等口头文学特色，使儿童妇女和不识字者也可以“闻而如见之”。所谓闻而如见之，首先是有鲜明的形象性和戏剧化情节。拟话本是由文人写作，供给个人阅读的文本，在脱离“听——说”艺术的过程中，小说作者掌握了更多自主权力，可以使作品在思想意蕴、个人风格的深刻与独立方面走得更远。但“读——写”模式的深度文人化，却限制了作品在普通读者中的普及性和号召力。像李渔这样靠卖文糊口的作家，关心的是市场和生计。在明清，戏曲是拥有最多受众，广受欢迎的艺术形式。在勾栏瓦舍之中，“说话”和戏曲都是现场表演的技艺，李渔将小说称为“无声戏”，标榜小说的大众性，在某种程度上使拟话本又回到大众化传播的层面。在以小说为消遣娱乐的本质上，李渔的小说更接近宋元说书，而非告诫连篇的文人拟话本。

　　他用游戏消解小说受史传文学、雅文学规范而日益质枯呆滞的风格，自豪地宣称：“惟我填词不卖愁，一夫不笑是吾忧”。李渔小说也采取教化之论，但填词之为游戏的理论，修正了明末拟话本文人的正统说教。李渔声称“大约弟之诗文杂著，皆属笑资。以后向坊人购书，但有展阅数订而颐不疾解者，即属赝本。”他的幽默感让一本正经的告诫、教化变了味道。

　　李笠翁的“无声戏”说出现的背景是明清之际戏曲艺术的流行。与李渔同时的尤侗，就称“天地一梨园”，称其诗集为“便是吾家院本，供大众手拍”(尤侗《西堂杂俎一集》，卷五) 李渔之后，仅从小说集的命名看，就有《纸上春台》、《笔梨园》，其中篇目也径名为“第一戏”、“第一本”，都是师仿“无声戏”之说者。李笠翁的作品流传海外，对江户时代日本娱乐文艺产生一定影响，冈晴夫称他为“戏作者”的先驱，即不言自明的虚构、游戏三味和无用的文学。

　　总之，李渔小说能成为清代白话短篇小说的翘楚，得益于他的“无声戏”之小说观念，但“无声戏”之说弊端也是明显的。首先李渔将小说看成无声戏剧，将一个“戏”字横在胸中，将戏曲关目的随意装点，取代了拟话本由“三言”奠定的细致模仿现实的叙事性。小说中人物的对话、意识乃至场景都模仿剧场观念、舞台表演般的单纯明快。“三言”中写市井日常琐事的氛围、韵味，难以在舞台剧式的场景中出现。其次，李渔抱着舒郁解愤，自健脾胃的目的创作，戏曲环境的预设，保证了创作主体绝对的话语权。创作主体的绝对权力，意味着对阅读者主体理性的剥夺。戏曲演出是在公共场合，观众的理解和反映被表演者和众人所牵引，作品偏爱友好的人物性格，强化的是社会的和公共的生活，是对当时社会接纳规范的反映。这些特性在话本的说书语境中有部分体现。文人创作的小说纯为阅读的目的，而阅读的本性则有利于形成私人性的和内向性的自我。读者的理性阅读不适于作者随心所欲的自我展现。第三将小说视为“无声戏”，势必使情节过于翻奇弄巧。明清戏曲情节模式追求巧合新奇，李渔写小说，如写戏曲那样“考古商今，到处搜奇迹”。像《女陈平》、《归正楼》、《十巹搂》之类，因此牵合关目，情节杂凑。戏曲的本质是以抒发情感为目的，小说则要尊重故事和人物真实性和内在逻辑。过于追求戏剧化使其拟话本成就难以超越“三言”。

　　在当今文坛，小说和影视剧互为依存的商业传播方式，比李渔的时代更受人们的追捧。作为一种现象，李渔的“无声戏”理论至今仍有剖析、借鉴的意义。

　　(作者：王昕，系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

　　(《光明日报》 2023年01月16日 13版)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