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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中央纪委全会公报：因时因势，全面从严治党“多路并进”******

　　中新社北京1月11日电 题：解读中央纪委全会公报：因时因势，全面从严治党“多路并进”

　　作者 张素 郭超凯 谢雁冰

　　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9日至10日在北京举行，全会研究部署2023年纪检监察工作。分析全会通过的公报，多位党建、廉政学者认为，相关工作部署因时因势，将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多路并进”。

　　“二十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公报列出八个方面部署，总体来看有两个特点。一是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将二十大报告的多项战略部署进行细化；二是结合形势，为当前乃至今后一段时期的纪检监察工作划出重点、指明方向。”北京大学公共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庄德水对中新社记者说。

　　中共二十大报告首次提出“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此次公报强调“坚定不移推动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副院长林建华认为，这体现出“我们党成体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的坚定决心”。

　　2023年是贯彻中共二十大精神的开局之年。全会在部署今年纪检监察工作时将“围绕落实党的二十大战略部署强化政治监督”放在首位，并要求“围绕党中央因时因势作出的决策部署加强监督检查，确保执行不偏向、不变通、不走样”。

　　“由政治监督统领其他监督，体现了全面从严治党首先要从政治上看。同时，这要求纪检监察机关以更高站位履行监督职责，着力纠正政治偏差，保障党中央大政方针落地见效。”庄德水说。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说，中共二十大报告指出“党找到了自我革命这一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面对新的使命任务，中共必须继续坚持自我革命的精神，继续坚持全面从严治党，为此必须推进政治监督具体化、精准化、常态化。

　　学者还注意到，相比以往，此次公报中着重强调巡视。这项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性制度安排，本质也是政治监督。

　　从十九届中央巡视高质量完成全覆盖任务，到构建与党的领导体制、国家治理体系相适应的巡视巡察战略格局，近年来的巡视工作稳中求进。围绕中共二十大报告提出“发挥政治巡视利剑作用”的要求，全会明确“修订巡视工作条例”“制定中央巡视工作五年规划”“扎实做好二十届中央第一轮、第二轮巡视”等举措。

　　庄德水表示，这些举措意在进一步显现巡视优势，推动政治监督与其他监督融合贯通，从而为深入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持续提供支撑。

　　全面从严治党“多路并进”，还反映在公报释出的正风肃纪反腐新动向。

　　中央八项规定已出台十年。全会提出持续深化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纠治“四风”，明确要“对顶风违纪行为露头就打、从严查处”，要“紧盯反复性顽固性、改头换面、隐蔽隐性问题，加大查处问责力度”。

　　清华大学廉政与治理研究中心副主任宋伟表示，作风建设关乎事业成败，当前“四风”问题隐形变异、花样翻新的情况仍然存在。全会作出的部署“严”字当头、对症下药，有助于加固中央八项规定堤坝，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使党风政风和社会风气持续好转。

　　反腐败斗争是全面从严治党的关键任务。为应对新形势新挑战，全会强调“坚持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一体推进”，要求严查重点问题、突出重点领域、紧盯重点对象。公报中，“坚决防止政商勾连、资本向政治领域渗透等破坏政治生态和经济发展环境”“把党的十八大以来不收敛不收手、胆大妄为者作为重中之重”“坚决查处新型腐败和隐性腐败”等表述受到关注。

　　“全会强调要做到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同时发力、同向发力、综合发力，反映出党中央对于反腐败斗争的战略思考和系统部署。”宋伟说，未来对重点领域、重点行业、重点人群腐败问题整治查处，将进一步提升反腐败治理成效。

　　庄德水分析说，找准腐败的突出表现、重点领域、易发环节，加强对腐败手段隐形变异、翻新升级等新特征的分析研究，还将更加有力遏制腐败增量，更加有效清除腐败存量，全面巩固发展反腐败斗争压倒性胜利。

　　“新型腐败和隐性腐败的出现更要求我们因应时势、总结规律，进一步加强法规制度建设，织密纪法之网，夯实反腐倡廉基础。”竹立家说，这是全会提出“研究修订党纪处分条例，推进反腐败国家立法”等举措的应有之义。

　　此外，全会着眼纪检监察机关建设，在深入推进纪检监察体制改革、锻造纪检监察干部队伍等方面作出部署，包括“一体深化推进党的纪律检查体制改革、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纪检监察机构改革”“对执纪违纪、执法违法现象零容忍”等内容。

　　受访学者表示，随着全面从严治党多路并进、推向纵深，加强纪检监察机关和干部队伍自身建设更为紧迫且必要。全会对此提出更高要求，意在让这些身处全面从严治党第一线的纪检监察人员切实担起重任，开好局起好步。(完)

筑牢个人信息保护司法防线******

　　□ 林楠特

　　大数据时代，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在给人们生活带来便利的同时，也出现了非法收集、滥用、买卖、泄露个人信息等问题，尤其是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日趋高发，给公民个人信息保护带来不小挑战。近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第35批共4件指导性案例，均为公民个人信息保护刑事案例，涉及人脸识别信息、居民身份证信息、微信等社交媒体账号、手机验证码等刑法保护的公民个人信息范围、性质。

　　个人信息保护事关人民群众安全感。近年来，我国不断从立法、执法、司法等多环节发力，为个人信息安全织密防护网。刑法特别规定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为严惩伸向公民个人信息的黑手提供了有力武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专门出台相关司法解释，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定罪量刑标准和有关法律适用问题作了较为全面、系统的规定。

　　当前，非法获取的公民个人信息已不仅仅包括身份信息、电话号码、家庭地址等，还扩展到手机通讯录、短信、网络账号及密码、购物记录、出行记录等，而法律本身具有原则性、概括性和滞后性特征。面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种类多样化，如何认定相关行为的性质、如何准确定罪量刑，既关系到法律的正确适用，也关系到公平正义的实现，更考验着司法机关的智慧。

　　此次最高人民法院发布指导性案例，明确类案裁判规则，具有较强现实意义和指导意义，如认定了人脸信息属于刑法规定的公民个人信息、居民身份证信息整体均系敏感信息；将提供服务过程中获得的验证码及对应手机号码出售给他人，情节严重的，依照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定罪处罚等等。这些指导案例，既是司法机关保护公民个人信息的真实写照，也是生动的普法教材。

　　个人信息保护是广大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期待司法机关进一步发挥职能作用，持续加大对相关违法犯罪打击力度，加强执法司法协作，更好顺应形势、用活法律，有力维护人民群众个人信息安全以及财产、人身权益，让人民群众在数字社会中的权利得到充分尊重、实现与保护。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