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位革命前辈曾说过这样的话,‘时时放心不下’。我听了很有共鸣。”
4月的海南,春潮涌动,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这里考察。一句“时时放心不下”,饱含深情,令人动容。
时时放心不下,体现着浓浓的为民情怀,“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唯一选择就是为人民群众做好事,为人民群众幸福生活拼搏、奉献、服务,这种执着追求100多年来从未改变”。
时时放心不下,体现着一以贯之的居安思危,“对变化莫测的形势要有一种底线意识、危机意识”。
时时放心不下,体现着矢志民族复兴的责任与担当,“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也就是一两代人的事,我们正逢其时、不可辜负,要作出我们这一代的贡献”。
2022年,从年头忙到年尾,习近平总书记多次赴地方考察。那些看过的人、讲过的事、部署的工作,总书记“时时放心不下”。
1月4日,2022年第一个工作日,习近平总书记第五次实地考察冬奥筹办工作。
冒着严寒出发,深入体育场馆、媒体中心、训练基地等,总书记一路看,一路思索,一路鼓劲。
12个竞赛场馆全部提前完工,3个冬奥村如期交付使用,京张高铁、京礼高速全线通车,奥运史上首次实现全部场馆绿色电力全覆盖……考察途中,习近平总书记回忆起这些年申办筹办冬奥的往事:“2015年申办成功,奔着当时提出的愿景目标,我们按计划一件事一件事地办,都办成了。走到今天不容易。”
这一年,踏踏实实走过来的,不止是冬奥,还有许多老百姓的关切事。
“衣食住行,还有医药,老百姓最关心的就是这些。要多搞一些新品种、创新药、国产药,把药价平抑下来,为百姓谋福利。”今年6月在四川考察时,习近平总书记叮嘱道:“老百姓的事,要实实在在干,干一件是一件,干一件成一件。”
△2022年8月15日,四川眉山,收割机在太和镇永丰村稻田收割水稻。
一年来,百姓的衣食住行,总书记惦念在心:
看“衣”——在海南五指山市水满乡毛纳村调研时,习近平总书记遇到一个7岁的男孩在跟着奶奶学织锦。“九仙织女下凡间,开创黎锦三千年。”千年黎锦,指尖传承,织就黎族姑娘最美的嫁衣,进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首批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总书记叮嘱大家:“搞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推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全面振兴有效衔接。”
看“食”——四川眉山市太和镇永丰村,建成了四川省规模最大的水稻新品种新技术中试基地。总书记强调,要严守耕地红线,保护好这片产粮宝地,把粮食生产抓紧抓牢,在新时代打造更高水平的“天府粮仓”。
看“住”——在辽宁沈阳牡丹社区,总书记专门看了老旧小区改造情况:“基础设施要齐全、安全,水、电、气、暖等要改造好,让大家住着夏天凉爽、冬天温暖,要确保安全,决不能发生安全事故。”
“住”的条件要保障,“住”的环境也要重视。“从历史长河来看,如果说我们这一代人能留给后人点什么,我看生态文明建设就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生态文明建设最能给老百姓带来获得感,环境改善了,老百姓体会也最深。”
看“行”——曾几何时,新疆是“路到头、人到头、水到头、电到头、田到头”的边境之地;如今“钢铁驼队”中欧班列,沿着昔日张骞凿空之路,将西北边陲变成开放前沿。在新疆考察时,总书记思虑长远:“过去是内陆的一个省份,现在有了‘一带一路’就不同了。这里不再是边远地带,而是成为一个核心地带,成为一个枢纽地带。”
今天,新疆的传统美食馕、水果蔬菜、服装鞋帽通过“一带一路”走出国门,哈萨克斯坦的面粉和清油、巴基斯坦瓜达尔港的龙虾和石斑鱼、格鲁吉亚的红酒、乌兹别克斯坦的糖果和饼干、阿塞拜疆的果汁、马来西亚的咖啡……沿着“一带一路”走进寻常百姓家。
多年前,在福建工作时,习近平曾讲:“百姓的事,要时时放心不下。”多年后,作为新时代中国的领路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产党把所有精力都用在让老百姓过好日子上。好了还要再好,不能止步。”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个人养老金制度扬帆起航、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连续调整、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缴费档次及基础养老金“水涨船高”……一年来,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大大提升了老百姓的幸福感、获得感、安全感。
“我们都是脚踏实地,实现一个又一个目标,解决一个又一个问题,积小胜为大胜。我们有定力、有韧性。56个民族拧成一股绳,同心协力,踔厉奋发,这样努力下去一定会更好。”
百年变局交织世纪疫情,国内外发展环境复杂严峻。
“百年变局,一件事一件事出来,一会儿灰犀牛,一会儿黑天鹅。对变化莫测的形势要有一种底线意识、危机意识。”在海南考察时,习近平总书记语重心长。
把困难估计得更充分一些、把风险思考得更深入一些,无论风云如何变幻,最重要的还是要办好我们自己的事。
在海南,习近平总书记多次谈到这个话题——
“只有用自己的手攥紧中国种子,才能端稳中国饭碗,才能实现粮食安全。”
“用我们自己制造的装备,开发我们的油气,提高我们的能源自给率,保障我们的能源安全。这是一件具有战略意义的事情。”
“中国一定要把制造业抓在自己手里。14亿多人口的大国,靠别人是不行的,只能靠我们自己发扬自力更生的精神。”
“靠自己”的战略定力,给了我们化险为夷、化危为机的底气。
在湖北武汉,总书记强调,把科技的命脉掌握在自己手中,国家才能真正强大起来。
在辽宁沈阳,总书记指出,坚持自力更生,把国家和民族发展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牢牢掌握发展主动权。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必须走自主创新之路。
在陕西延安,总书记强调,脚踏实地、苦干实干,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情,把国家和民族发展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
△辽宁沈阳新松公司成功研制出了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工业机器人等五大系列百类产品,累计出口到40多个国家和地区。
11月30日清晨,神舟十五号航天员乘组入驻“天宫”,与神舟十四号航天员乘组相聚中国人的“太空家园”,开启中国空间站长期有人驻留时代;12月20日,世界在建规模最大、综合技术难度最高的水电工程——白鹤滩水电站最后一台百万千瓦机组投产发电,这标志着世界最大清洁能源走廊全面建成;12月26日,东航全球首架C919总计100小时的验证飞行拉开帷幕……我们通过坚定不移走自己的路、办好自己的事,创造一个又一个举世瞩目的成就。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四川考察时所说:“集中精力把自己的事情办好,不管风云变幻,无论风吹浪打,我自岿然不动。14亿多中国人民、9500多万党员,守好我们的岗位,做好我们的本职工作,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金秋时节的延安高桥镇南沟村,累累硕果,挂满枝头。
陕北的气候、光照、纬度、海拔等有利条件,让这里的苹果种植业成为“最好的、最合适的产业”。10月26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南沟村的苹果园里,与老乡们拉家常。
过去陕北老乡修梯田、种庄稼,面朝黄土背朝天,抡起老锄头干活,广种薄收,十分辛苦。如今山坡上退耕还林种上了苹果,老乡们有工作、有稳定收入,孩子有好的教育,老人都有医保,生活越来越好。总书记深有感触:“从陕北的变化就可以看到中国的变化。”
这是党的二十大后,习近平总书记首次离京考察。党的二十大制定了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党和国家的大政方针,描绘了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
“我们要继续向前走,努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回望2022,对于民族复兴蓝图的谋划部署,贯穿于总书记考察行程始终。
△市民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滑冰。
在冬奥场馆里,总书记指出:“从体育强国到健康中国,人民的健康、人民的体质、人民的幸福,都是一脉相承的。这是全面小康、全面现代化的题中之义。”
在广袤的田野上,总书记强调:“推进农业现代化,既要靠农业专家,也要靠广大农民。我们有信心、有底气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在生产一线,总书记要求:“中国是世界工厂,但我们更要做制造强国。中国要实现现代化,方方面面都要强起来。”
在公园文化广场上,习近平总书记说:“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不能只是少数人富裕,而是要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要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用好红色文化,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丰富人民精神文化生活。”
在延安革命纪念馆内,总书记强调“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和“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10月27日,习近平总书记带领新当选的二十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来到延安——毛泽东同志曾说:“陕北是两点,一个落脚点,一个出发点。”
70多年前,我们党从这里出发,进驻西柏坡、挺进北京城,完成了走出延安窑洞、走上天安门城楼的伟大壮举;
70多年后,在党的二十大闭幕之际,在迈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关键时刻,重回陕北,新时代、新征程、新的伟业,从这里启航。
这是“胜利的出发点”——以身许党、夙夜在公的中国共产党人,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积极担当作为的精气神,团结带领全国人民开启了新的远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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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对丨程昱
一题而三命意的《伶官传序》******
作者:詹丹
欧阳修的史论名篇《五代史伶官传序》分别在中开头、中间和结尾,出现了三处观点句,即:
盛衰之理,虽曰天命,岂非人事哉
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
夫忧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
对此,虽然有人曾提出哪一处是中心句的疑问,但也有不少学者把三处观点作了归并处理。如流行甚广的朱东润主编的《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有关这篇作品的题解,就把三处观点整合在一起加以论述道:
这篇文章是把“庄宗之所以得天下与其所以失之者”作为教训,说明“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指出一个王朝的兴亡主要决定于人事,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有其进步意义。
而陈必祥在《欧阳修散文选集》题解中论及此文时,把第一处观点句称为“全文的主旨”,把第二处称为“结论”,又把第三处称为揭示“带有更普遍意义的教训”,是“扩大和深化了主题”。只不过用换一种说法,依然对三处观点句作了归并处理。
不过,吴小如在1980年代论及该文的主题时,一方面归并处理了三处观点,但更重要的,他还有着深入一步的看法:
这篇文章的主题归纳起来不外这三层意思:首先是盛衰治乱兴亡之理,由于人事而未必由于“天命”,这是一篇的主干。其次,所谓“人事”,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即“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和“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
虽然吴小如在提出主题的三层意思的同时,对内部关系做出了逻辑分析,认为第一处观点句“人事”是主干,后两处是“人事”的具体表现,大致体现出“总-分-分”这样的逻辑关系。但我的看法稍有不同。
从逻辑分类看,后两处的观点,确实都属于“人事”的范畴。但从观点的抽象到具体的递进程度或者说从“人事”的普遍性到特殊性看,其间的关系又是步步深入的。
由于第一处提出的观点“盛衰之理,虽曰天命,岂非人事”中的“人事”毕竟没有具体内涵,所以这是在一个宏观角度,提出了与“天命”相对的观点,来构成盛衰之理的具体内涵。也就是说,相对于纷繁复杂的“人事”来说,这个概念本身是抽象而又空洞的,只是当作为与“天命”对等的一个概念,把传统的认同“天命”的观念也向“人事”有所转向,才有其具体的针对性。
也正因为“人事”概念本身的抽象和空洞,所以它反倒像虚位以待的框架,可以容纳丰富的内容。其实,庄宗之所以失天下的原因本来就复杂,《旧五代史》在庄宗本纪最后评价说:
然得之孔劳,失之何速?岂不以骄于骤胜,逸于居安,忘栉沫之艰难,狥色禽之荒乐。外则伶人乱政,内则牝鸡司晨。靳吝货财,激六师之愤怨;征搜舆赋,竭万姓之脂膏。大臣无罪以获诛,众口吞声而避祸。夫有一于此,未或不亡,矧咸有之,不亡何待!
其罗列出的林林总总,所谓“咸有之”,正说明了这一点。当然“伶官传序”似乎更突出其重点,所以在林林总总的“人事”中,强调了人的行为上的“忧劳”和“逸豫”这一组概念对比。这样就把抽象的宏观的“人事”递进到相对具体的中观层面。这当然是有庄宗的具体行为可以呼应的,这里且举一事为例。
《新五代史》有记录说:
同光三年夏,霖雨不止,大水害民田,民多流死。庄宗患宫中暑湿不可居,思得高楼避暑。宦官进曰:“臣见长安全盛时,大明、兴庆宫楼阁百数。今大内不及故时卿相家。”庄宗曰:“吾富有天下,岂不能作一楼?”乃遣宫苑使王允平营之。宦者曰“郭崇韬眉头不伸,常为租庸惜财用,陛下虽欲有作,其可得乎?”庄宗乃使人问崇韬曰:“昔吾与梁对垒于河上,虽祁寒盛暑,被甲跨马,不以为劳。今居深宫,荫广厦,不胜其热,何也?”崇韬对曰:“陛下昔以天下为心,今以一身为意,艰难逸豫,为虑不同,其势自然也。愿陛下无忘创业之难,常如河上,则可使繁暑坐变清凉。”庄宗默然。终遣允平起楼,崇韬果切谏。宦官曰:“崇韬之第,无异皇居,安知陛下之热!”由是谗间愈入。
在这里,身为一国之主不顾民间疾苦而只想着自己安乐,庄宗过往忧劳与当下逸豫的鲜明对比,成为一种身体的真切感受,而不听忠臣进谏、尽受小人蛊惑,常常又是关联在一起的。《资治通鉴》也记录了这一史事,胡三省加注感叹说:“郭崇韬之言,其指明居养之移人,可谓婉切,其如帝不听何!”
此外,观点句中,“兴国”和“亡身”对举,“国”和“身”还有互文足义的意思,所以文章最后提出庄宗“身死国灭”,就有了词语肌理上前后呼应的连贯性。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庄宗后来的“逸豫”事例斑斑可举,但文章从《尚书》中的“满招损谦受益”引出该文的观点句“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还是说明这种现象具有相当普遍性。这样,把这种虽然具体但依然普遍的观点,推进到庄宗个人境遇的特殊性,也就是作为“序”而指向“伶官传”的特殊性,所谓“忧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这是呈现第三处观点句的意义所在。相对第一处的宏观和第二处的中观来说,这第三处的观点句,就是微观了(尽管结尾的“岂独伶人也哉”一句,显示了作者也努力要把这种特殊的微观回扣到普遍性中)。
在以“宏观”“中观”和“微观”理解三处观点句的递进关系时,我们都是以“人事”为立论前提的。在这过程中,作者所谓的“虽曰天命”一句,似乎被抛到了一边。我们固然可以说,作者强调了人事的重要性的同时,并没有完全否认“天命”的存在,但其向下文延伸的肌理性关系,似乎已经被我们无视。我们没有意识到,在其论述的递进过程中,那种似乎已经隐身的“天命”意识,其实际内涵已悄然发生了改变。
许多人在强调第二处观点句时,无意中遗漏了“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的后一句“自然之理也。”而这似乎从“人事”中逸出的,这不能被主观世界完全掌控的普遍性、规律性之理,以颇为“自然”的方式出现,使得我们忽视了其存在。而这,恰恰是能够跟同样不受人的主观控制的“天命”互为相通,形成一种肌理性联系。
日本学者沟口雄三在谈到唐代向宋代有关天的观念变化时,认为是从“天谴的天向天理的天的变化”,也就是“主宰者的天向理法的天的变化”。唐以前的人们习惯认为,作为主宰者的天似乎有着人格意志,可以借助自然灾害,对君王犯下的错事做出谴责,以提醒君王纠正过错,所谓“天谴事应”。此类观念到宋代已经受到了不少学者的挑战。欧阳修和宋祁主持编撰的《新唐书》,就讨论了“天谴事应”的问题,并对此有所质疑。在“五行志”中,认为后世之人是在“曲说而妄意天”,所以他们编写的体例就“著其灾异,而削其事应。”而《五代史伶官传序》中提出不受人意控制的自然之理,正是从“天命”向“天理”过渡的桥梁。当天理内在于人事中(这被沟口雄三称为“欧阳修的天地人之理”)得到理解,成为一种规律时,认识到这种规律、这种天理的存在其实只是一件稀松平常的事。不过,当人们总是通过自己的言行来反复证明这个规律的存在,不断重蹈覆辙时,才是一件使人不胜感叹的事,也难怪欧阳修会在他的史论中,常常劈头就感叹一声:“呜呼!”
(作者单位:上海师范大学光启语文研究院)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