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辑录汇编：文话理论品格的一种生成路径******

　　作者：侯体健（复旦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教授）

　　辑录汇编是一种述而不作的著述方式，在我国传统典籍的成书过程中颇为常见。“作不如述，虽圣人犹择所从事，可以下学而昧诸？”（童槐《睿吾楼文话叙》）这样一种重视辑述的著书观念在古代中国可谓根深蒂固。就历代文话的体例形态而言，辑录汇编式文话也是重要的类型之一。在文话诞生之初的宋代，辑录汇编式文话即已呈现出多样的种类，杂抄型与类编型两大类相继出现，杨囦道《云庄四六余话》、张镃《仕学规范·作文》、王正德《余师录》均属杂抄之作，而晚宋王应麟《辞学指南》则是类编之作，往往能够抓住词科作文之关键，并以之为纲目，将搜集的观点与言论按类编排，颇见纲举目张的效果。这种带有较强类编色彩的文话，在后世不断发展，编者常能将自己的文学观念融入其中，表现出独特的文论主张，于明代逐渐成熟，出现了朱荃宰《文通》和高琦《文章一贯》等体例纯熟的辑录汇编之作。至清代更是嬗变衍生出融冶他书而能自铸新意的汇编集成性文话，如王之绩《铁立文起》、刘青芝《续锦机》、孙梅《四六丛话》、叶元垲《睿吾楼文话》等等，均属此类。至于民国王葆心所著《古文辞通义》规模宏阔、搜讨博赡，实乃辑录汇编式文话的重要代表。该书虽立足于辑录，但“广加荟萃，出以清豁”（《古文辞通义例目》），“购众材加以规矩绳墨，而后以覃思研精出之”（王葆心《复饶竹生学部书》），尤能“以旧说证己意，以己意衷旧说”（《古文辞通义例目》），堪称我国古代文章学著作中的杰构，获得了王先谦、林纾、马其昶、陈衍、姚永朴等著名学者的交口称赞。

　　然自近代学术开启以来，辑录之作常因缺乏原创性而为人所轻视，被认为多有蹈袭稗贩、陈陈相因之弊。即使是《古文辞通义》这样规矩粲然的鸿篇巨制，也不免为人误解。黄侃在读到王葆心之作后，竟以书掷地，批评说“何物《古文辞通义》，抄书匠而已”（《纗华隽永录》）。黄氏不以为然的态度，显示出对该书的轻蔑，尤其是对抄掇辑录这一著述方式的鄙夷。这或可算辑录汇编之作的“原罪”，无须多辩。但纵观历代文话辑录之作所呈现出的丰富样态和潜藏的学术理路，无疑构建了自足自洽的知识秩序，在剪辑编排之中，思想自然渗透其里，其意义和价值不可轻率否定。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辑录汇编是我国传统文学批评理论品格的独特生成路径之一，彰显了一种本土文化性格。这里且以我们新近编纂的《稀见清人文话二十种》（王水照、侯体健编，复旦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所收辑录汇编式文话略作申说。

　　《稀见清人文话二十种》收录六部清人辑录汇编式文话，虽同是辑录，但它们各有学术追求，并非简单的抄撮资料而已。其中姚椿《论文别录》所辑最杂，它将自魏晋讫于明清的文话、目录、史书、评点、凡例、序说等各类批评形式并置一处，展现出各家多样的批评方法和观念，作者的编撰旨趣显然是开放的，能够兼容各派主张。丁晏《文彀》多采单篇文章，尤其集中于论文书牍，而以唐宋诸家为最，此乃基于他“阐明圣言，维持名教”（《文彀》自序）的认识，以服务于“文以载道”的理念，立场非常鲜明。范濂《四六谈荟》摭拾宋元明清诗话、笔记、文话、别集、方志等涉及四六名言警句、写作理论及逸闻轶事的相关内容，最喜摘录宋人骈文观点，反映出宋四六理论对清代骈文及骈文理论发展的影响。许钟岳《古文义法钞》以辑录明清古文家之论述为主，其持论明显受到桐城派影响，但常于各家论述之后下按语，阐述自己看法，又多有超越桐城之处，是一部辑中有作的文话。《十家论文》杂取潘昂霄、黄宗羲等十人综论古文风格、文章史和古文要法的言论而成，尤重桐城一脉，编者可能即是晚清桐城后学。最值得关注的，则是吴荫培的《文略》。

　　《文略》始撰于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初名《文征》五卷，以备用于家塾，后增改为《文略》五卷首三卷。时清廷已废科举，故所撰并不为举业服务，而是用作学堂教育的教材。因有感于日本小林氏对中国文学之推崇，更负“镕铸古今，勉求国粹”（《文略》自序）之责任，故而全书展现出作者在欧风美雨的时代思潮中对汉民族文学的独特思考。该书出入经史，杂取百家，分门别类，“爰以原学、养蒙、立志、力行、识字、读书各条冠之编首，复取姚姬传氏之所谓格律、声色、神理、气味，而先之以典章、意义”（《文略》自序），颇有特色。正文五卷以桐城派格律声色、神理气味为纲，尤重于格律之解说。该书虽是辑录之作，但无论类目设置，还是所辑所选，均自具只眼，独运匠心。如果放入长时段的历史图景中观察，可见《文略》已带有传统文话向近代文学教育教材转型的色彩。它一方面将临文准备、文法要义、文章风格相涵摄，一方面又将诸家论说与例文例句相糅合，可谓既有批评史眼光，又涉范畴论阐释，还兼作品选分析，集史、论、选于一体，显示出传统文章学著述在清末民初学堂教育风习下形成的新面貌。

　　这些辑录汇编式文话都是在一定的文章学观念指导下编排前人言论的，我们应将其视为特殊的文论选本，以选本批评的眼光谛审之，那么就可能透视出潜藏在剪裁去取、体例结构背后的文章学思想，以及它们与时代学术之互动关系。实际上，这样一种带有文论选本意识的辑录式文话也颇为常见。前举丁晏《文彀》是其一，民国胡鄂公的《五十家论文书牍》也算典型，该书整篇地汇纂唐韩愈而下至于清代张裕钊的五十位作家的论文书牍七十余篇，俨然选本面目，显示出辑录汇编式文话与此后历代文论选的一脉渊源。至于多部辑录汇编式文话与桐城派的关系，就更颇堪留意了。

　　桐城派是清代最大的文章流派，影响所及，无远弗届。姚椿亲承姚鼐謦欬，是晚期桐城派的重要成员，对桐城文章可谓终身服膺，但《论文别录》所辑清代文论十二家，可算作桐城派者寥寥，反倒是对桐城文法多有质疑的恽敬、袁枚诸家入选其中，此即说明姚氏论文并不为一家一派所囿，表现出桐城后学在作文取法上的多元化。《文略》作者吴荫培和《古文义法钞》作者许钟岳，都是安徽歙县人，歙县与桐城距离不远，两人想必因地缘之近多受桐城文风浸润。《文略》一书骨骼全依姚鼐的格律、声色、神理、气味而设，内容也以征引桐城诸家文论为多，各个类目之中均不忘致敬方苞、刘大櫆、姚鼐等桐城派代表人物；但《文略》明显也兼取多家之说，并蓄各派观点，如前文所论，其所列“格律”诸目释义全袭包世臣，而包氏持论多有与桐城异趣者。吴荫培也指出：“桐城虽云《史》、《汉》、昌黎，实则远宗欧、曾，近法震川。”（《文略》卷首下“评文下”注）对桐城派的自我标榜有所保留。许氏《古文义法钞》书名就高举桐城“义法”大纛，但他不满于“株守宗派，拟议铢寸”（《古文义法钞》自序）的桐城末流，希望能够取法近代大家，以溯源韩柳，通于为文之法。选录诸家以桐城一脉为主，并且认为袁枚论文“与桐城格律亦合”（《古文义法钞》“古文十三弊”条按语），试图统摄弥合桐城派之外的各家有益之论。

　　此外，《文略》和《古文义法钞》两书还都表现出西风东渐时局下强烈的文学危机感。《文略》开篇大段征引日本小林氏演讲文字，强调“以中国文学论，诚可谓举世无双”，提醒应警惕青年“醉心欧美”，希望能够“重整保存国粹之旗鼓”，改变“近日学者无不规仿欧西”的局面。《古文义法钞》汪宗沂序说“古文词虽中国旧学，而断为启新者所不能废”，鲍鹗跋也说“言语文字为一国之人精神命脉之所寄”，都是以悲壮而痛惜的口吻来强调古文词在剧变时期的重要性，认为许钟岳此书有助于“通夫世运之变”。在欧风美雨的侵袭之中，传统文化的守成者们，采用这种述而不作的本土化撰著方式，回应了时代的诡谲，似借以对抗大变局下中国文章学不绝若线的颓势命运。由此可见，辑录汇编确然蕴藏了独有的知识秩序和思想秩序，与时代学术发生了内在的呼应，并非无意义的重复和转录，而是一种表达主张的著述方式，也是本土化的理论生成路径。

　　综上所述，回到辑录汇编式文话的历史语境之中，或许我们就能真正理解这类文话的本土性格所具有的特别的理论意义。

　　《光明日报》（ 2022年12月26日 13版）

承接过往余韵 拓展崭新波段——2022年散文创作综述******

　　作者：王兆胜

　　每年的散文作品既开相同、相似的花，也有与以往不同的花蕊，带着清晨圆润的露珠，一同滚入历史的记忆。

　　2022年度的散文作品，既承接了过往的余韵，又拓展了崭新的波段，在深度、高度、境界上都有所提升。

　　以精神提振散文品质

　　2022年的散文作品，在胸襟气度、精神品质特别是光泽、气息上有些与以往不同。它们大气、新鲜、有力，由一己的小我进入更广阔的天地，书写人间正道与万众人心。这相比过去较长一段时间内散文追求片面的“个人化”写作，无疑是一次跨越。

　　韩小蕙的《我的老师们》题目普通，但她笔下的老师却出人意料，除了有她敬佩的学者、文人，还有天安门的志愿者、小区的垃圾整理员、快递小哥。季羡林宁愿打雨伞承接楼上厕所的漏水，也不去找楼上邻居，怕给邻居添麻烦；作家凌力不让人报道她，也不愿将她的小说拍成电视剧，只为了伤口的纯粹性。于是，作者以这些品德为“师”。但此文最闪亮的还是那些平凡的老师：为抗战胜利70周年阅兵盛典忙碌的志愿者的奉献精神；清洁垃圾桶的保洁员大姐，每天应对恶臭，一直站着工作，下班了还要到商场继续工作，然而她一身整洁、从不懈怠、精神饱满、心态快乐。文章充盈着正气，洋溢着朝气，饱含着感恩，有一种朝阳般的明丽壮阔，读之让人感慨不已。

　　李一鸣的《一个人的创业史》与梅洁的《奋斗者的精彩人生》可以对读。它们都写小人物，都写底层人的奋斗。李一鸣笔下的是一位农民，他不断打工，“创业”成为其目标，但每次都以失败告终，不过，他从不气馁，收拾好心情再来。这篇文章的深度在于，有一种创业精神在中国普通农民身上如野生植物般蓬勃生长，不可抑止。梅洁写的是一位工人，他从不包分配的中专毕业后，进企业打工，喂猪、洗红薯、做粉条的工作夜以继日。然而，他不屈从于命运，坚持读书写诗，用了23年拿到各种各样的资格证书，最后成为高级记者，并在城里安居下来，有了自己的万册图书。这是一个靠读书、写诗走出困局的故事，主人公百折不挠的精神充满感召力。

　　王开岭的《静止的春天》写新冠疫情下的生活。扰乱了人们的生活，但文章并不悲观绝望，而是以心灵的阳光和美好的期许对待生活。可以说，越是在困境中，生命越要坚韧充实。从容不迫、优雅开明、诗意盎然的叙事与笔调，也使此文如春花般盛开。

　　除此之外，郭文斌的《大年本身是余庆》、李登建的《最后的乡贤》、辛茜的《遇见黎明，万物从容》等都是此类散文。精神的光芒不仅从人的身上升起，也在时间的地平线上照耀万事万物。从中读者能够听到时代的心跳，以及带有美好感受的生命的歌吟。

　　穿越历史回声的现实观照

　　历史回忆一直是文学特别是散文的母题。2022年的散文作品在此有所开拓与创新。其主要特点在于，对于历史有了新解，特别是赋予其现代内涵，也有了某些文化意义上的思考。

　　穆涛的《黄帝给我们带来的》《〈尚书〉与〈诗经〉的一场风云际会》《旧文献里的种子，以及优质土壤》《季节里的中国原理》《中国历史的学名叫春秋》等散文，是一个关于历史回望与现代思考的集束。这些资料性很强、考证细密、用功甚为专精的文章是学者型作家的标志，但最有价值的还是其中的中国文化自信，以及由此延展的中国古代制度、文化资源的现代价值。如穆涛所说：“修身养性是内装修，但内装修妥帖了，还要有所为，一个身心健康的人，如果一辈子碌碌无为，应该是最大的憾事。”“一个人做好内装修，安顿妥当了自己和家人，之后去做一番治国安邦的大事业，但最高的理想状态不是傲视群雄，一览众山小，而是与天下人和谐相处，共筑大同世界。”这是现代人从历史中咀嚼出的生命智慧。

　　李登建的《台子的光芒》写的是清光绪十八年在山东齐东县为防御黄洪建立的一个台子。文章入口小，但有历史纵深感，对于人事物的描写精雕细琢，营造了历史性、在场感、现实性。这是人与自然、历史、现实、自我的搏斗与和解，也是对人生、人性、生命的深刻解读。文末，作者写到带着“我”去寻访台子的王大生先生，红红的眼窝里汪着泪水，长啸一声：“我的老台子，只剩下一个小小的火烧了……”台子在岁月中沉寂，其光芒暗淡到只剩下一个火烧店，这仿佛在向世人发问，也是提出了一个需要解答的文化问题。

　　王月鹏的《海水与火焰》《在半岛》《海里的根》《石帆》都与大海有关，是关于海与海岛生活的感悟与升华。其中，有渔民的下海捕捞史，有海的历史文化文明碎片，也有渔民的家史、村史，都反映了海洋文化文明的现代折光。作者还从海边的奇人逸事中看到了生命底色。如海边有块石头被称为山，因露出地面的部分很少，却挖不到底，于是，作者说：“这座最矮的山，与那些孤独的岛，有着相仿的境遇。”“那些被隐匿的部分，才是真正让人尊重的存在。”

　　历史文化散文在2022年增加了深度，也拓展了时空感，使历史与人生智慧得以凸显。这在南帆的《二十九座滕王阁》、冯秋子的《寂静之声》、彭程的《南漳的前世今生》等作品中都有表现。历史的身影虽然斑驳，但用现代的眼光依然能看到它的余晖，以及传达出来的那种难以言传的隐喻与符码。

　　情到深处的感动与遐思

　　散文是自我抒情的最好方式。只是与诗歌比，散文更真实可靠，也具有平衡感，特别是容易将内心深处的情感挖掘出来，或是让它自然而然流淌出来。2022年散文作品的抒情性令人读来别有滋味。

　　王尧的《书桌上的字词句》写到父母亲情，写到自己与家庭的关系，也写到自己求学、教学、写作的心境。难得的是情深似海，却用平淡的叙事表达，在淡淡的诗意中透出人生的寂寞，也包含了某些对生活的理解与智慧。读王尧的散文随笔，内心会悄然被他的文字、情绪、思想与心语打湿，并升华起有关古往今来的思绪。作者说：“现在，我在老屋的东房，面对着书桌，把抽屉里的东西装进一只包里。阳光下的灰尘柔弱地飘浮，我在恍惚中，回到青年，回到少年。父亲没有写过一本书，但我觉得这张书桌上叠满了父亲的字词句。这些字词句散落到我的稿纸上，慢慢生长发育，我写《民谣》，就是写村庄的字词句。”这样的文字像打开一把古旧的扇子，在生命的铺展中，所有情愫都像长了翅膀一样，飘然而至。

　　徐可的《启功夫子逸事状》《仁者启功》是专写启功先生的。文章立足于启功的学问人生、书画艺术来谈其品格境界。其间的崇尚、喜爱、相知、相与之情溢于言表。作者从清、正、秀、雅、劲、润六个方面来品味启功的书法，也是对其人品的高度概括。“读先生法书，如对清风明月，如临一泓清水，令人神清气爽，尘杂俱灭。”文章还记取了作者与启功先生的交往，“更有幸与先生相交十数年，与先生‘情逾祖孙’”。写启功的文章甚多，但像徐可这样建立在信、爱、知、明、悦的基础上，又能有所领悟和幻化的散文作品，并不多见。

　　张清华的《郑敏先生二三事》是写老诗人郑敏的。张清华在文章中尽管只写了与郑敏交往的几件小事，但用情专深、感觉敏锐、诗心飘扬，一下子将书写人物的人生、生命、诗歌带入了纯净境地。从郑敏赞美张清华的声韵并想教授他和声，到老年郑敏在一次聚会上反复问了十多次张清华“你叫什么名字”，再到郑敏去世后告别仪式的落寞，这几个都是耐人寻味的细节，还有结尾张清华送别郑敏的一首诗，都将作者的情怀打开，在天地间起舞，形成一种带磁性的场的魔力。

　　张鸿的《梦境里的父亲》起于平淡，叙述平凡，但情真意长。对于女儿来说，父亲很少褒贬她，也不像对哥哥那样抱有更多期望，这反倒有助于她成长。通过陪父亲住院看病，特别是父亲临终时流下的一滴泪，让女儿魂断梦里，有了与父亲难以分舍的细节。这种通过普通平淡的父女关系所展示的深情，很见艺术功力。

　　当下写人纪事的散文很多，但真正有情、有深情又能以一种艺术形式表达出来，并非易事！而2022年的散文创作在这方面有不少收获。

　　草木世界折射天地之道

　　散文写人相对容易，写好万事万物则相当困难。这是因为作家较少有耐心观察物性，也很难真正从物性角度写物，并由此生成哲学意义的天地之道。2022年散文创作在此有所推进。

　　彭程的《金海湖的来去》《远处的风声》《枯叶的预约卡》是写景之作。由于作者由人入物，由动变静，由外观到内视，可以心态泰然、一平如镜、细如发丝地体验物性、情境与心境。作品写道：“大自然里各个物种的存在都有自己的理由，都是生物链条中的一个不可缺失的环节。这些无人过问的果实，实际上也加入了大自然生灭成毁的无限循环，那些挂在枯枝上的，会成为漫长冬日中飞鸟的食物，那些坠落泥土中腐烂的，则会给土壤增加养料。”从“物”的角度形成哲思，会得出与人不同的看法。

　　杨献平的《沙漠的细水微光》对于沙漠有独特的观察理解。通过广漠细沙那神一样的存在，作者说：“人事总是在不断地消亡和新生，过去的事物，在时间之中变成了后人的某种发现，这种现象，其实充满了悖论。可世界原本就是这个样子，总是在缔造，也总是在扬弃。唯有这沙漠，它只会不断地扩大，而不会从整体上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以沙漠之眼观人，人的不确定性及其渺小是显而易见的。

　　王剑冰的《盐》，虽然写的是盐的历史，但透过盐似乎有了对生活的新解。因此，他才能“站在盐井前，说是往下看，实际上满含仰望之情”，并产生这样的思考：“出卤的一刻，千万朵白浪从细长的竹筒中迸出，像一群躲藏万年的活物四下里奔突，一会儿便又变成本色的汁液。食盐晶纯，容不下杂质，它最初的浆水竟如此悲悯，含有对众生的温爱与仁慈。”这是从盐的品性来反思人性的异化问题。

　　杨海蒂的《烈焰之花》是写唐山花瓷的。在作家笔下，这是由纯色瓷器向花色瓷器的转变，她用灵动的文字勾勒唐山花瓷之美，其色彩、图案、线条、光泽、灵魂都让人销魂。尽管这种美可用各种形容词形容，但作者认为最好的内在表达是，“最朴素又最惊艳，达到高深莫测的艺术境界”。这可能是人工艺术所能达到的最高境界。

　　还有一些写物之作值得重视。这包括何向阳的《碧水丹山》、王干的《里下河食单》、刘琼的《食，性也》、朱鸿的《菜之美者》、蒋新的《琉璃醉》、辛茜的《红花绿绒蒿》、杨文丰的《胭脂梦似的荞麦花》、赵瑜的《往日叙事》、王子罕的《“状元楼”的故乡味》、叶浅韵的《赘物记》、刘学刚的《花木有灵》等。

　　2022年的散文作品是丰富多彩的。本文只是撷取了其中的几朵浪花，希望能通过这几朵显示其整体气度与风采，也预示着散文创作的前景与希望。（作者王兆胜系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副总编辑）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